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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絲路文物見證文化交流互鑒
        • 時間:2023-09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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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• 來源:甘肅日報

        天水放馬灘秦晚期墓葬出土的紙質地圖

        屏風彩繪石棺床(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)

        唐代胡騰舞俑

          六字真言碣

          霍志軍

         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經中亞、西亞連接歐洲及北非的東西方交通路線的總稱。甘肅位居東西方文化交流之咽喉孔道,絲綢之路貫穿甘肅全境,其主干線在甘肅綿延長達1600多公里,約占其全程總長度的1/5。

          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,敦煌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蘭州、天水等地發展成了國際性的都會或重要城鎮。史載絲綢之路“總湊敦煌,是其咽喉之地”“武威當四沖地,車轍馬跡,輻湊交匯,日有千數”,天水“繁富大出于隴右”。絲綢之路融合薈萃東西方文化,使得甘肅地區出土文物異常豐富,目前甘肅全省擁有世界文化遺產7處,擁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百處,已查明的文物遺存約1.5萬處,可移動文物數量達195萬余件,這些數據在全國均居于前列。

          多彩的甘肅大地上蘊藏著多元的歷史文化。這些出土珍貴的文化遺產猶如打開絲路古道的鑰匙,折射出色彩斑斕的絲路影像,是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鑒、和合共生的歷史見證。

          中原儒家經典簡牘

          “簡”述中華文明非凡魅力

        《儀禮》簡

          甘肅是簡牘大省,出土漢簡達7萬余枚,位居全國第一。1959年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的《儀禮》漢簡,分木質和竹質兩種,為甲、乙、丙三種版本。具體內容是:甲本為《儀禮》17篇中的7篇,并有經、記、傳,共有簡398枚;乙本僅存“服傳”一篇和經、記、傳,共有簡36枚;丙本僅存“喪服”一篇和經、記,共有簡34枚。每簡正面書字一行,甲本每簡60字左右,乙本每簡百余字,丙本為竹簡,每簡20—60字不等。這是目前國內所見《儀禮》的最古寫本,在版本??鄙嫌泻芨叩膬r值,且書寫工整秀麗,是漢代墨寫隸書的上品。為研究漢代經學和《儀禮》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資料,被譽為“天下第一漢簡”。在我省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簡中有《論語·子張》篇的部分內容。

          河西地區這些中原儒家經典簡牘的出土,充分說明儒家文化在河西、西域的深刻影響力,也證明河西諸族,無論是漢族,還是其他民族,皆心儀中華、崇尚儒家文化,說明漢文化在河西地區始終占據核心地位。

          古老紙本文獻

          印證絲路文化傳播的歷史記憶

          甘肅秦漢時期的考古發掘中,多有紙本文物出現。如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殘長5.6厘米的紙質地圖,這是我國目前所知出土時間最早的紙張實物。位于河西走廊瓜州縣與敦煌市交界處的漢代懸泉置遺址,除了出土大量漢簡之外,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寫有字的殘紙共10件,據碳14測定,其中9件是漢代棄紙,1件是西晉時期的紙張。西晉紙張表面殘存墨書7行31字,這是目前國內發現時代較早的用紙作為書寫載體的書信。在新疆吐魯番鄯善縣安樂古城南佛塔內出土的《三國志·吳書·孫權傳》寫本殘卷,是陳壽《三國志》寫本殘卷。經鑒定,新疆出土的晉唐時期的紙本和敦煌出土古紙一樣,均使用中國傳統造紙原料。

          紙張書寫方便、易于保存、傳播便利,至今仍然是全人類最重要的書寫載體。造紙史專家潘吉星先生認為,中國造紙技術沿絲綢之路傳播至中亞、西亞、歐洲,至少向歐洲傳入了10余項新的造紙技術與工藝,極大地推進了歐洲造紙術與造紙業發展。

          豐富的古錢幣

          見證絲綢之路上貿易的繁榮

        薩珊錢幣

          貨幣是商品貿易的象征,見證著絲路貿易的繁榮。絲綢之路甘肅段出土的錢幣數量豐富,具有多樣性特點。既有中原貨幣,又包括粟特、回鶻、突厥、波斯、羅馬、希臘等中亞、歐洲的貨幣。如1976年,甘肅靈臺縣蒲家川出土的一批希臘文錢幣共274枚。甘肅張掖、武威、蘭州、天水等地多次發現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銀幣共20余枚,說明在中古時期,我國和波斯之間的商貿往來十分頻繁。2008年,武威塔兒灣西夏遺址出土的錢幣涉及宋代、西夏近50個種類,一次性出土古錢幣數量達200余枚。甘肅境內出土的花拉子模金幣、拜占庭金幣、喀喇汗王朝錢幣等,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。

          2018年,甘肅張掖黑水國漢代墓葬群出土不同時期錢幣868枚,包括漢代五銖錢、壓勝錢、無郭五銖等。這些出土的古錢幣,不僅見證了絲路貿易的繁榮,同時呈現了絲路古道上多元文明碰撞、不同文化交融的生動場景。

           北涼高善穆石塔

          多元文化融合薈萃的縮影

        北涼高善穆石塔

          1999年出土于甘肅省酒泉地區的北涼高善穆石塔,高44.6厘米,底座直徑30.3厘米??逃谒霞o年為“承玄元年”,即公元428年,可知是北涼時期的文物。該石塔的特殊之處是基座之上為八面形基柱,高8厘米,每面用陰線刻出供養菩薩八身,為四男四女,各像左側上角刻有八卦符號。該石塔所刻人物形象及所配八卦符號與《周易·說卦傳》記述一致,顯示出北涼時期河西地區民眾對傳統《周易》的卦象內容很熟悉,進而創造性地與外來佛教文化相互融合在一起的特征。

          伏羲畫卦之說是眾人皆知的,石塔是佛教造像記的一種形式,可謂典型的外來文化,八卦則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文化。然而,佛教文化與八卦符號卻同時出現在北涼時期河西地區的一座石塔上,而且融合得那么貼切自然、渾然一體。北涼高善穆石塔的出現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,而是河西地區多元文化融合薈萃的一個縮影。

          多語民族碑刻

          見證絲路沿線多民族文化的和諧共生

          甘肅是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,絲綢之路的開通,帶來的不僅僅是商品的流通,也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。借助這條國際大通道,古代各民族文學家以神奇之筆抒寫著文化相融合的歷史,產生了眾多的雙語民族碑刻。如敦煌莫高窟藏《六字真言碣》(多語);酒泉市文化館藏《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》(漢、回鶻文);張掖市博物館藏《黑河建橋敕碑》(藏、漢);武威市博物館藏,西夏《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》(漢、西夏文),元代《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》(漢、回鶻文)、《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銘》(漢、蒙文);涇川縣博物館存元代《鎮海寺蒙文碑》(漢、蒙文)等。這些出土雙語民族碑刻其最重要的價值之一,在于提供了一種與中原本土文本形態不同的異質文化語境中的書寫,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體現。

          著名的《六字真言碣》為元順帝至正八年(公元1348年)立,碑上刻“莫高窟”三字,碑中央陰刻四臂觀音坐像,周遭三方都有兩列刻文:上方第一列為梵文,第二列為藏文;左方為漢文,內為西夏文;右方為回鶻文,內為八思巴文。這六種文字都與漢字“唵嘛呢叭咪哞”為音,世稱六字真言碑。碑上還刻有功德主、立碑人等82人的題名,民族有蒙古、漢、黨項、回鶻等。一塊石碑上雖然只有6個字,但卻以6種民族文字刻寫。歷史學者楊富學認為,這種奇特現象的出現很可能與元代“統治河西的出伯家族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有關,意在通過使用多體文字六字真言這種簡單方式,表達出其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,以團結當地諸族;以藏傳佛教及其所尊崇的六字真言為紐帶,更容易凝聚當地不同民族對元中央王朝的向心力”。六字真言碣是元代甘肅地區多民族聚集,多民族文化和合共生的典型例證。

          魏晉墓畫像磚

          生動寫實地展現河西地區的生產生活

        魏晉 牧畜畫像磚

        魏晉 烤肉煮肉畫像磚

          絲綢之路的開通,使河西地區一躍成為漢唐時期中國版圖最具活力、最具開放性的地區之一,成為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,域內文明與域外文明雙向交流、擴散傳播的橋梁。

          魏晉之際,河西地區經過長期積淀已經成為眾多民族的聚居地,人口集中,農業發達,經濟繁榮。距離甘肅省嘉峪關市東北20公里的大漠深處,考古工作者發現了1400多座魏晉時期的古墓葬,共出土了多達700余塊壁畫磚。張掖市高臺縣駱駝城遺址發現封土墓葬8000余座,是國內分布最密集、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古墓群。墓葬是安葬逝者靈魂的理想之所,這些畫像磚雖然是墓葬裝飾,但由于出自當地民間畫師之手,民間畫匠將自己的社會生活體驗融入畫像磚中,使得畫像磚有了書面文獻無法替代的原初性、真實性,散發著鮮活的生活氣息,堪稱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社會生活的“活化石”。透過一些典型的畫像磚(石),可以觸摸到當時河西文化多彩斑斕的影像。

          河西地區出土的魏晉畫像磚,內容包括田園、塢壁、農桑、畜牧、釀造、驛傳、營壘、狩獵等,昭示出魏晉時期當地社會所特有的生機勃勃的歷史文化長卷。如嘉峪關魏晉墓葬6號墓編號為040的畫像磚畫面上一頭牛單套拉一犁,一長發男子蹲在犁上手拿著鞭子驅使牛耕地。長發男子明顯是胡人裝束,可見當時河西地區各少數民族已經熟練掌握了中原農耕技術。甘肅省博物館館藏的一塊“牧畜畫像磚”,共描繪了兩頭牛、十二只羊,牧官手持鞭子,還有朱紅色“牧畜”字樣,生動反映出魏晉北朝時期河西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,成為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碰撞的一個標本。

          粟特人彩繪雕像

          折射出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頻繁

          1982年,天水市出土了距今1400余年的屏風彩繪石棺床,包括坐部樂伎俑5件、雞首瓶1件、燭臺1件、金釵1件、石枕1件、銅鏡1面等實物。專家認定是具有粟特文化特征的北朝至隋代貼金彩繪屏風式石棺床?;钴S于絲路沿線的粟特人,以善于經商著稱,在東西貿易、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。石棺床作為絲路商貿繁榮的見證者,體現了北朝至隋代天水地區的粟特祆教信仰,以及胡人在隴原大地的活動情況。

          甘肅省博物館藏一件唐代胡騰舞俑,舞者深目高鼻,頭戴尖頂帽,身穿窄袖長衫,裙袂飛揚。足蹬彎頭軟靴,身背酒葫蘆,右臂上舉,左臂屈肱身側,左足立于覆蓮花圓臺上,做舞蹈狀,這是目前國內僅見的一尊胡騰舞雕像。此類文物在甘肅大地上多有出土,像一串串珍珠鑲嵌在隴原大地,訴說著絲綢之路甘肅段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頻繁。

          甘肅位居絲綢之路的黃金地段,是世界上四大文化體系的薈萃之地。優越的地緣位置和獨特的自然、人文環境,使之成為多元文明碰撞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、傳播擴散的橋梁。甘肅出土的文物為我們了解絲綢之路的商貿、文化、文明交流提供了典型例證和生動縮影。 (作者系天水師范學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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